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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叶从教耐晚林”
2022-05-05 15:32   审核人:

杨树达(1885—1956年),字遇夫,湖南长沙人,在语法学、修辞学、训诂学、语源学、古文字学、文献学、考古学等方面都有建树,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赢得了学界知名学者的较高评价。刘半农称:“近来研究中国文法者,当以杨树达为第一。”陈寅恪谓:“当今文字训诂之学,公为第一人。”杨树达的治学之道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多样性,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如下四点。

积微知著。《荀子·大略》曰:“夫尽小者大,积微者著。”杨树达治学善于积少成多。他将书斋取名为“积微居”,表明了他对于自己的治学方法有着清醒客观的认识。杨树达注重基本材料的归纳和整理,他坚持做各种卡片,做读书笔记,一点一滴进行学问的积累。他还随时把与朋友探讨或者读书而来的灵感和想法记录下来,然后做扎实的考证工作,将瞬间的灵光一闪联缀为一串珍珠。杨树达的《积微居小学述林》《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等名作,大多就是靠这样的点滴积累而成的。进而言之,这种治学方法不仅是一种量的积累,而且量变会引起质变从而实现某种飞跃或者超越,正如《荀子·劝学》篇说,“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杨树达自己也认为这种积微的治学方法,除了可以积少成多之外,还有两个明显好处:一个是钩深致远,也就是以点带面旁及其余,收到柳暗花明、豁然开朗的效果;另一个是广纳博收,也就是汇集众多成果,取其精华,从而实现整体研究水平的飞越。

温故知新。“故”是指旧学功夫和传统资料,“新”是指最新的以及外来的学术方法和思想观念。杨树达受清代乾嘉朴学影响很大,1947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评选院士,在杨树达名字下注出的评语是“继承清代朴学风气,整理古书,研究古文法与古文字学”。杨树达做学问讲究证据确凿、实事求是,不轻易肯定也不轻易否定,这无疑是受到清代朴学风气的影响。杨树达治学又积极吸收西方语言学理论,特别是关于语源学方面的思想。他在《积微居小学述林·自序》中说:“我研究文字学的方法,是受了欧洲文字语源学Etymology的影响的。……我自愧功力之深邃不及段、王(段、王指清代乾嘉时期成就最大的语言学家段玉裁、王念孙——编者注),但以我的成绩论,又似乎有比段、王进步了一些的地方。这并非我的学力超过段、王,乃是受了时代的影响。”《说文解字》是训诂学的一座珠穆朗玛峰,但是由于许慎没有见到甲骨文,对于金文也没有深入思考,因此对汉字本义的判断难免会出现失误。杨树达既吸收西方文字语源学成就,又引入当时考古学的最新科学方法,纠正了许慎的疏漏。这使他的文字学研究翻越过了《说文解字》这一高峰,也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乾嘉学派。

学聚问辩。与朋友一起探讨争论学问、交流请益,这是杨树达最为快乐的事。在湖南大学任教期间,他参加知新社,始终保持着跟朋友切磋学问的热情和习惯。当时与他讨论学问的学者有章太炎、胡适、陈寅恪、黄侃、沈兼士、郭沫若、闻一多等,都是当时知名学者。他还与很多日本学者以及瑞典高本汉、美国顾利雅、苏联阿力克等汉学家广为交流。杨树达一有新作必定第一时间寄给朋友征询意见,颇为谦逊。同时他也会质疑一些文章,或面谈或笔谈,往来辩难,乐此不疲。他好胜心强且学力深厚,往往几番交手令对方心悦诚服,这些时候他就会颇为得意,在日记中详加记录,可谓童心未泯、一片赤诚。而被挑战的对手也往往不以为忤,不仅闻过则喜而且甘之如饴,这样的例子在《积微翁回忆录》当中有很多。1922年,杨树达与胡适讨论《诗经》“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中“于”字作何解释的问题。往来书信数封之后,胡适放弃了自己的观点转而采纳杨说,并将杨树达的书信珍而重之地保存起来。杨树达在其《积微翁回忆录》中写道:“胡君闻义则服之美,世所罕见。而辩论之有益,于此大有可见矣。”正所谓“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这些鲜活的例子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赤诚坦荡的胸怀。

居仁行义。虽然一生痴迷学问,但杨树达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一生坚持民族大义,慨然有当仁不让、家国天下之志。五四运动前后,他是湖南新文化运动的关键人物之一,他与湖南教育界陈润霖、徐特立等发起组织“健学会”,向国内介绍和传播世界新思潮、新观念。1919年,因张敬尧祸湘,杨树达毅然参加入京请愿驱张运动,临行时对送行友人说:“义无反顾,势在必行,吾意决矣。”此次入京,教员代表有杨树达、罗教铎,公民代表有毛泽东、熊梦飞等。1954年毛泽东视察湖南,见到杨树达时开口便问:“还记得当年我们驱逐张敬尧的事么?”可见杨树达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多次上门笼络,他一概拒之门外,有一次还当面怒斥了日本特务头子桥川时雄。七七事变后,杨树达“愤于国难”,撰著《春秋大义述》,阐述《春秋》“复仇”“攘夷”大义,以激励军民同仇敌忾,抗战到底。1951年,长沙举行国庆游行,杨树达赋诗一首:“热泪纵横不自休,暮年喜见此年头。夜门兀自无人闭,谷粒都归种者收。淮水安澜歌大德,夷人授首洗前羞。平生梦想今都现,笑口频开待首丘。”他目睹国家新生,民族独立,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怀,表面上似乎与治学方法无关,实际上却是真学者治学的动力源泉。

1949年某日凌晨,杨树达梦中得一诗句:“霜叶从教耐晚林。”他自觉颇有味道,于是用来命书室曰“耐林庼”,并自号耐林翁。杨树达晚年得此佳句并深爱之。该诗句似乎从杜牧“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一句化出,但加入了更丰富的意象。霜叶之红,并非朝夕可得,一定经历了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在学问上就是积微的功夫。同时霜叶之美必定经历了时间的洗练,有着历史的传承,这也蕴涵温故知新的意义。霜叶之美,主要不在于单个或者个体的一片霜叶,而更加在于漫山遍野层林尽染,所以蕴涵朋友聚集讲学之义。最后,在草木凋零的深秋,霜叶之绚烂之所以格外引发文人的诗情,是因为其“傲霜”的风骨。因此,居仁行义的家国情怀,也应该是这句诗中的重要内涵。这句偶得的诗句,涵盖了杨树达一生为人为学的精要,值得认真领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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