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周公庙始建于隋末，是我国三大周公庙之一，是世界华人瞻仰和祭奠周公的重要场所。它紧邻隋唐洛阳城的应天门，北面是女皇武则天时期的明堂，在喧闹的城市黄金地带，雕梁画栋的周公庙掩映在苍松翠柏间，显得典雅、庄严。周公制定了《周礼》，他还是洛阳城的缔造者，也是河洛文化重要的创造者。

　　时间回放到3000年前，周公姬旦辅佐兄长周武王，一举战败了无道的殷纣王，建立周朝。回到西岐后，武王夜不能寐，对周公说：“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雒、伊，毋远天室。”武王认为，周朝偏处西岐，不利于统治东方；夏商二代曾经建都的伊洛盆地，山川峻秀、地势险要，是上天安排的最佳建都地，如果周王朝能在这里营建都城，才是符合天意的，政权才能长治久安。

　　于是，周公开始了择址营建新都的伟大工程。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先是周武王因病驾崩，年幼的成王继位，周公辅政；然后又发生了管叔、蔡叔与武庚的叛乱，周公又奉命平定了叛乱。直到成王五年，周公才开始专心建设新都。

　　在召公的协助下，他经过多次现场勘查、占卜，根据地形地貌进行了详细测量，并绘制了地图，最后决定在涧河以东与瀍河两岸地区建立都城。周公认为“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在“天下之中”建都，不仅便于统治四方，接受诸侯进贡朝拜，而且这里是真正的风水宝地，国家可以繁荣昌盛、长治久安。他把这段历史记录在《洛诰》里：“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

　　《左传》上说：“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而周代的历史也验证了周公的选择。周公所建的新都洛邑（即洛阳）南临洛水，北依邙山，西接涧河，东至瀍河两岸。洛邑建成以后，周公把象征国家政权的九鼎神器安放在新都，并在此建立宗庙，奠定了周代“八百年，最长久”的基业。这座伟大的都城历尽3000年岁月，经历了无数王朝兴衰更迭，见证了盛世繁华与战乱沧桑，也见证了华夏各民族的融合变迁，直到今天依然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河洛大地，并且重新散发出勃勃生机与更加迷人的光彩。

　　之后，周公又开始了另一项伟大的工程——在洛阳制礼作乐。礼乐制度是我国特有的一种社会制度，它是以血缘关系的宗法制和级别严格的等级制所形成的君臣、父子、尊卑、亲疏等礼仪制度，社会各种行为的道德规范，以及与祭祀活动、出兵征战等仪式相配套的乐舞。周公吸取了夏礼和商礼的精华，充分融入周国历代君主施行仁政的理念，制定了《周礼》。《周礼》涵盖了周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大至天下九州，天文历象；小至沟洫道路，草木鱼虫。凡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礼仪、司法等各方面典章，及国家、家庭、个人行为道德规范无不包容。

　　《周礼》借鉴了夏、商两代灭亡的教训，提出了“敬天保民”、“明德慎罚”。为了维持周代的统治，周公把周代商称为天命，但他又认为，天命的前提是保民，也就是统治者一定要以民为本，施行德政，得到人民的拥护，这才是顺应天命，同时又强调“惟命不于常”，不能听命是从。统治阶级首先自己要养成与其地位相匹配的良好品德，“以德配天”，不能够贪图享乐；然后以道德规范教化百姓，使大家都能自觉遵守社会道德准则；最后才是对不遵守道德与法律的人施以刑罚，但用刑罚一定要谨慎。

　　周公是个真正的智者，他从夏商的灭亡认识到，统治者不能只维护自己的利益，治国要以民为本；管理民众不能只依靠国家机器，要德治与法治并举。中国民本思想始自夏代，《夏书·五子之歌》中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周公继承了这种思想，他认为只有施行仁政，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政权才能稳定。德治与法治同为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缺一不可。德治是思想上的约束，从根本上净化人的心灵，让人不愿犯错；而法治则是对人行为上的约束，让人不敢犯错。由于礼乐的推行，西周初年，自国君、诸侯大夫乃至庶人，无不以尊崇道德礼仪为己任，国家空前和谐稳定，形成了成康之治，四十年不用刑罚。

　　如果认为周公就是那个制造封建礼教、束缚人们思想和灵魂的始作俑者，那就大错特错了。周公认为执政者应当以身作则，严格执行礼仪，但对百姓要宽容，“礼不下庶人”，如果对百姓以繁琐的礼仪来要求，百姓就会厌倦。他的儿子伯禽用了三年时间，在鲁国严格推行礼仪，周公认为他的做法欠妥，如果政治不是简单平易，民众就不会亲近政府，平易近民，民必归之。礼仪繁琐，有助于稳定政权；简单推行，有助于发展经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做事不能生搬硬套，一成不变，要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周公的伟大还在于，他不仅以制度约束别人，更严于律己言传身教。当周武王病重时，他向祖先祈祷愿以自己的生命换取兄长的健康，并将祈祷文收在存放祭祀占卜文件的柜子里。后来成王继位，他代替成王理政，面南背北接受诸侯朝拜，等到成王成年后，他还政成王与诸侯一起面北称臣，丝毫没有居功自傲僭越等行为。为国家为社稷，他鞠躬尽瘁，“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还唯恐怠慢了朝臣，失去人心。周公的思想言行无一不体现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父兄孝悌守礼、对百姓仁爱宽容、对国家忠诚不二、对职责尽忠职守，以身作则，推己及人，周公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元圣”。借用古人的两句诗：“周公制礼，天下归心”，正是周公制礼作乐，才有了周代民心所向，成就了“八百年，最长久”的天下。

　　周公营洛与周公制礼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对周代以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此华夏文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周公的思想和他所制定的《周礼》在河洛大地发扬光大，成为河洛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三教”与“三学”皆与《周礼》有深厚渊源。道家学说创始人老子曾长期担任周王室国家图书馆馆长，得以饱览先贤典籍，对《周礼》尤其详熟，他所著《道德经》里阐述的“天道、至善、无为、仁爱”等思想处处显示着《周礼》的烙印。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对周公极为敬仰，孔子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他对《周礼》心向往之，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于是专程从鲁国到洛邑向老子学习《周礼》，充分吸取其精华，形成了儒家思想。周代礼乐盛行，才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化繁盛时期——“百家争鸣”，可以说，周代以后的中华文化是以《周礼》为核心之一发展而来的。“礼”就是中华民族的信仰，正是这种信仰，才让人们从蒙昧走向文明，明道德、知礼仪、识善恶、懂是非、有志向、守信念，从而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华夏文明。

　　虽然在清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礼教被视为束缚人们思想、扼杀人们自由天性的洪水猛兽，但更多有识者则认识到，与世界其他文明相比，华夏文明之所以有最强大的生命力和最悠久的影响力，正是靠着礼仪文明的传承性。众所周知，西方国家是以法律和宗教治国，而传统中国则是以法律与礼乐共同治国。礼是稳定的社会秩序，大家各安其位、各尽其责；乐是和谐，天籁共鸣；礼乐就是在多样化的文化现象中，建立秩序，创造人间和谐。宗教具有排他性，而礼乐的核心则是宽容、融合，它不是要求大家统一意志，而是要在多元化的现实世界中，建立包容、和谐的秩序。

　　世界史上曾经有四大文明古国和其他灿烂的文化，但其他文明古国和古代文明多已消逝于漫漫历史长河中，唯独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生生不息。这种神秘而恒久的魅力和强大生命力源自于哪里？不正是源自《周礼》所倡导“家国天下”的强烈民族心和崇德尚礼、和谐包容、宽忍仁善的优秀品德吗？唯有自尊、自立、自爱才能自强，唯有包容仁爱才能兼收并蓄、长足发展，才能使得华夏各民族和世界各国的文化在中华大地上交织融合，延绵至今。

　　“君子百行德为先。”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比中华民族具有更完善、更优秀的美好品德，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更重视道德的力量。今天，我们大力倡导文明之风，弘扬民族精神和社会正气，崇尚优秀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更要将礼乐文化发扬光大，礼乐永远是凝民心、聚正气的正能量。

　　礼乐文化不仅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影响重大，今天更在世界范围内为人们所认可和推崇，越来越多的国家成立孔子学院，推广中国的礼乐文化；越来越多的人像当初孔子入周问礼一样，不远万里到中国来学习礼乐文化；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在世界文化多元化，人们向往世界和平、反对战争恐怖暴力的今天，礼乐文化才是建立健康有序、温情大爱的和谐世界的最佳法宝。周礼不仅是中国的瑰宝，而且必将以其永恒的魅力征服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