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个“志”，就是一个人要坚持的价值观，事关气节，是人的底线。底线被突破，意味着气节不保，丧志之人，谈何德行。由此可见，所谓气节，是见于明志的操守，是以“志”为支撑的，体现于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

　　古代的士大夫尤重气节，气节坠地，则丧失了做人的资格。他们之所以重视气节，与其天下意识有关。孟子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张载也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有如此天下意识和责任感的人，是需要气节来砥砺和支撑的。如果说“志”是他们的“魂”，则气节便是他们的“骨”，文章是他们的“血”和“肉”。软骨的人是立不起来的，文章也是要被人嘘的。对他们而言，丢了气节实在与丢了性命是差不多的。

　　谢灵运《登池上楼》诗云：“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表明气节不独古已有之，也是延续至今的，这是一种文化的传统。中国的“士”，其中最优秀、对国家做出大贡献者，往往被人尊称“国士”。《史记》中有“国士无双”之语，能担当起“国士”之重担的人并不多，然而一个国家没有这样的“国士”则表明其颓败。近代以来，中国的“士”完成了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但也并没有脱开与中国传统之士的血脉关系，其忧患意识、使命担当、悲悯情怀，古今一致。

　　中国人气节的养成，与儒家重视“礼义廉耻”有关。孔子在回答子贡“何如斯可谓之士矣”的问题时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有耻”是“士”第一要紧的行为准则。顾炎武也认为“礼义廉耻”中，耻尤为要。他甚至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可谓对当时之士的当头棒喝。当代学者也认为，士人的道德失范，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私人事件，而是一个公共事件。

　　中国人讲究气节，从一些有意思的文化现象上亦可见。中国人爱梅、兰、竹、菊，爱松柏，爱莲花，都与崇尚气节有关，这些意象已经深深融入了民族的血脉中，在这些自然之物的背后，是中华民族对于气节的重视。

　　中国人认为文化存则天下存，气节在则道义在。明末吴钟峦曾言：“商亡而首阳采薇之歌不亡，则商亦不亡；汉亡而武侯出师之表不亡，则汉亦不亡；宋亡而零丁、正气诸篇什不亡，则宋亦不亡。”气节不单是个人之事，而是事关民族和家国的大事，中国人视气节犹如生命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们说气节源于价值观的坚守，随着时代的进步，价值观也是在演进的，但做人基本的道德不会变。不论什么时代，对于公认的伦理道德，对于达成了广泛共识的价值观，中国人都会去捍卫。相反，一个人对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的背叛，将被视为丧失了气节，被人轻蔑。长期以来，天下意识，“礼义廉耻”都曾居于中国人价值观的核心地位，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吻合的。千百年来，中国人为理想信念而献身，为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他们的一股英雄气从哪里来？毫无疑问，正是来自对气节的固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