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章是东汉著名的清官。在任冀州刺史期间，一次，他发现有一些账本有问题，就派人去调查，查出清河太守贪污受贿。然而，这个太守是他以前的同窗好友。苏章请清河太守赴宴，太守以为苏章念旧情不追究自己，便道：“人人都只有一个老天爷照应，我却有两个，这真是我的荣幸啊！”苏章正色以对：“今天请你过来吃饭，是尽私人的情谊，明天升堂办案，我仍会公事公办。”第二天，苏章果然秉公执法，按律给清河太守治了罪，展现出公私分明的为官之道。

　　公与私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范畴。最早提及这对概念的是战国时期韩非子。《韩非子》中说：“古之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意思是说，仓颉造字时便将“自环者”称作私，“背私”即为公。

　　私本字为“厶”，甲骨文字形像是一个绳套，故而称之为“自环者”。古人狩猎时往往安置绳套捕获猎物，谁设置了绳套，捕获的猎物就归谁所有，因而私的本义即为表明所有权的归属。

　　公的小篆字形，上半部分是“八”，表相背，下面是“厶”，合起来表示与私相背。可见，从造字之初，公就被赋予了公正、无私的含义，与私成了一对反义词。

　　古人早就意识到，公私分明是治国之要，是为官从政者必须坚守的原则和底线。从韩非子提出“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到汉代刘安在《淮南子》中说“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从程颢、程颐兄弟提出“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到苏辙谆谆告诫为官者要做到“不以私爱害公义”，无一不是在说明处理好公与私关系的重要性。

　　公私一杆秤，称出清与浊；公私一把尺，量出廉与贪。“一钱太守”刘宠离任前仅从百姓赠送的钱财中取一小铜币留作纪念；“二不尚书”范景文为杜绝亲朋好友请托，在府门上书“不受嘱，不受馈”六个大字以明心迹……历史上众多良吏能臣在处理公私问题上展现出的“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境界，跨越历史长河始终闪耀着光辉。

　　在中国共产党人心中，公与私的界线尤为清晰。翻开《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第一条便是坚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克己奉公。在处理公与私的问题上，老一辈革命家一向泾渭分明。周恩来以身作则，严格治家，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的十条家规；朱德要求子孙辈：“生活上你们要自力更生，不要依靠我，也不要靠我去当官”；陈云得知吴江县政府以照顾革命家属的名义给予姐姐陈星接济后，三次致信吴江县县长，请其停止对陈星的接济，为领导干部自觉抵制特殊化作出表率……他们用实际行动为今天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榜样。

　　划清公私界限，才能筑牢拒腐防变的基石；守住公私底线，才能守住为官做人的原则。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处理好公与私的关系，在公私分明中彰显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