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法治化是全面从严治党迫切要求

　　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公报提出，要制定党内问责条例，把问责作为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让“失责必问”成为常态。也正是在此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要整合问责制度，健全问责机制，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

　　制定党内问责条例，是加强全面从严治党的迫切要求，更是党内问责走向精细化、系统化和法治化的现实需要。目前党内问责制度的一个明显特征，即是碎片化，相关问责条款分散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法律法规中，还没有形成体系，而且很多条款只是原则性规定，具体操作起来面临着弹性解读的空间，党内问责的广度、力度和锐度均有待加强。

   2009年中央公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规定属于狭义的问责，很大程度上应归于行政问责范畴，而要坚决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制定党内问责条例就变成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只有党纪政纪双双发力，才能让党政领导干部绷紧神经，时刻戒慎警惕，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建立对权力的敬畏之心。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王岐山强调，制定问责条例就是要把利剑高悬起来，告诫和警示全党，党中央对问责是动真格的，党的领导干部不担当、不负责就要被追责。权为民所授，任何不正当用权的行为都应该被追责，这是天经地义的政治伦理。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党的形象，体现着对党的责任和担当，倘若权力加身，却不知为民谋利、为党负责，甚至滥权以行、亵渎职责，那相关责任人就必将受到党纪国法的严厉问责。

　　现实中，针对党政领导干部的问责，多由中纪委以发文、通知、意见、办法的形式体现出来，尚且没有实现问责的常态化和法治化。加速制定党内监督条例的重要意义，即在于让党内问责依法依纪而行，一切有章可循，从而在根本上坐实问责的效力。

　　毫无疑问，党内问责条例的制定和实施，将在党的发展历史上产生深远影响，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为今之计，根据党中央和中纪委要求，整合和健全党内问责制度，制定出台一部专门的党内问责条例，需要进一步塑造问责启动机制，廓清问责的内容、范围和处置条款;更重要的是，要建立阳光透明的问责机制，让民众可以监督整个问责过程。如此，以完善健全的党内问责制度，唤醒党员干部敬畏之心，不负民众信任与托付。

   问责条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制度，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全面从严治党、推进标本兼治，最根本的就在于各级领导干部要把管党治党的责任担当起来。各级党组织都要把自己摆进去，联系实际、以上率下，敢于较真碰硬、层层传导压力，让失责必问成为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