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针对这次疫情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我们要抓紧补齐，变压力为动力，化危机为契机，不断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以高效能治理推动高质量发展。

　　什么是高效能治理？如何把握高效能治理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采访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燕继荣、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董振华、红旗文稿杂志社社长顾保国。

　　高效能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疫情防控斗争实践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能够战胜任何艰难险阻，能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

　　今年两会期间，在内蒙古代表团，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出了“高效能治理”的命题：“要研究谋划中长期战略任务和战略布局，有针对性地部署对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具有牵引性的重大规划、重大改革、重大政策，在应对危机中掌握工作主动权、打好发展主动仗。”

　　燕继荣认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这要求我们在对我国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保持足够自信的同时，要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改革创新，努力把“中国之治”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现实的治理效能。

　　“高效能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燕继荣说，“高效能”是相对实际治理中的无效和低效而言的，强调高效能治理，就是要看治理的有效性，看制度完善不完善，是否能够切实解决治理中遇到的问题和麻烦。”国家治理目标有高低之分。所谓国家治理的高目标或高标准，就是保持国家的持久繁荣和长治久安；而所谓国家治理的低目标或低标准，其实就是规避经济、政治、社会风险，避免国家陷入国家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燕继荣认为，高效能治理就是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切实发挥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让治理既能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又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治理效能。

　　“我们所要进行的制度改革，必然是增加和扩大我们的优势和特点，而不是削弱和缩小我们的优势和特点。”燕继荣认为，首先，高效能治理既依赖国家层面的治理，也依赖社会治理、基层治理。其次，高效能治理还要依赖多方的协调，政府机制、社会机制、市场机制等都能发挥效用。尤其，政府部门条条块块都应该有更好的协调。第三，高效能治理依赖普遍的社会共识。治理不能发挥高效能，一般是协调性、共识性有问题，涉及地方之间、部门之间能不能做到一盘棋、有效协同，影响到决策的合理性。

　　顾保国认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明确了国家行政管理改革的原则。在国家行政管理改革中，宏观上必须注重行政管理效能的系统性提升、依法性提升、综合性提升和源头性提升；微观上必须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价格形成、市场准入与退出、投资经营等行为的直接干预，强化对外部性规制、公共服务供给、消费者保护、维护公平竞争与市场秩序等方面的职能，建立并完善与现代化治理体系要求相一致的治理方式，完善政府的决策、执行、考核、监督，优化政府的服务流程，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实现过程性与实效性的统一。

　　高效能治理要充分调动政府、社会、市场等各方面的资源和积极性

　　高效能治理着眼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旨在提高治理效能和治理质量，促进社会既稳定有序又充满活力，既协调和谐又丰富多样，既满足公共性需求又满足个性化需求。

　　董振华认为，高效能治理蕴含着丰富的战略智慧。首先，高效能治理蕴含着价值性思维，突出体现了战略思维的目的性原则。所有的战略布局，都必然聚焦一定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是围绕战略目标进行的全局性和长远性的谋划。这必然涉及目的和手段的关系问题。为了一定的战略目的，战略决策者要充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战略资源和手段，例如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等方方面面，以服务于一定的战略实践。

　　“高效能治理的战略目的在于通过一定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运用一定的治理手段和管理模式，调动一定的社会资源，确保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人民幸福和国家安全，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生，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董振华说。

　　战略思维，必须正确处理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问题，让局部服务于全局、当前服从于长远、非重点让位于重点，通过顶层设计和统筹兼顾，确保全局利益、长远利益和重点利益，甚至必要的时候可以牺牲局部利益、暂时利益和非核心利益，以确保在全局问题上和根本问题上不出现重大利益损失和战略性决策失误。董振华认为，高效能治理正是基于战略思维的全局性原则，强调整个社会和国家的根本性利益、长远性利益，在治理体系和治理实践中更加突出高质量发展、整个社会的核心利益，避免局部利益和部门利益冲击整体利益，杜绝发展过程中杀鸡取卵的短期行为，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战略决策的落脚点，带领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和美好生活，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不断创造条件。

　　高效能治理蕴含着人民性思维，突出体现了战略思维的主体性原则。董振华认为，高效能治理决不是纯粹被动的治理模式，不是单纯的管理与被管理的社会关系，而是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全局利益，充分调动政府、社会、市场等各方面的资源和积极性，让每一个治理主体都能发挥其治理优势，让每一个治理主体之间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合作，既有相对明晰的权力边界又有优势互补功能。

　　“高效能治理是依靠人民来实现的，也是为了人民而进行的，充分体现了人民的主体性、自觉性和价值性，在这里人既是目的又是手段。”董振华说。

　　推动高质量发展，归根结底在于把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

　　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推动高质量发展，本质上就是以高效能治理更大力度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

　　顾保国认为，在当前形势下，习近平总书记把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并重，提到突出位置，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价值同构性，体现出三个相统一：一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中呈现出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二是以高效能治理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呈现出科学性与发展性的统一。三是在不断总结经验和实现正确决策的进程中呈现出过程性与实效性的统一。

　　“推动高质量发展，归根结底在于把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顾保国说，构建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现代治理体系，不仅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高质量发展的有效保证，更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支撑，体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顾保国认为，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发展、创新发展、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坚持科学治理与创新发展相结合，深入全面地理解和践行新发展理念，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研究解决制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深层次问题，在事关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上率先探索，用发展的思路和办法解决社会治理的痛点堵点，寻求突破，实现科学性与发展性的统一。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也要看到，政府治理能力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错位，存在政府与市场之间边界不清、行政干预过多过繁、有效监管缺位、功能参与设计能力不够、政策透明度和协调性不足等突出问题。这就迫切要求创新政府治理方式。

　　顾保国认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主体对客体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困难挑战越大，越要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内生发展动力。”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面临着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等问题相互交织带来的困难，我们应该掌握工作主动权，打好发展主动仗，下好改革“先手棋”，弈活发展“全盘棋”，主动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一方面，科学规划和安排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近期、中期或远期的发展目标。另一方面，破解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政策性创新等方面的问题，从实践层面采取切实可行的重大举措，推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